第152章 反过来做生意：她是我的搭档。
所谓的集体企业是咋回事呢？这跟八九十年代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一个时代特有现象——戴“红帽子”有关。
在1992年正式提出市场经济之前，改革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事实上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，一不小心便真有牢狱之灾。
私营业主们为了规避风险，便会想方设法给自己批一层红皮。比如说，虽然自己出全资，但拉了一个集体班子，八九个人之类的，以集体企业的名义注册办厂。
这样能省却诸多政治经济上的麻烦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埋了雷。
摆在眼下奥维契金买厂这事儿，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来说，郑秀芳就没有资格把厂卖给任何人。
因为厂子是集体企业啊，你一个人不能代表工厂的。
王潇胸中瞬间燃烧起熊熊烈火。
律师呢？喵的！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吃干饭的吗？这么大的坑，你也能闭眼就让人往下跳。
你这律师从业资格是考的太简单，觉得无所谓，打算随时结束职业生涯了是吗？
被cue到的律师可不敢背这锅，立刻跳出来反驳：“胡说八道什么啊，手续是我从头盯到尾的，不是集体企业，就是私营的。”
赵大跳脚：“不可能！当初人还是我跟我兄弟一块儿找的呢。”
但企业产权的变更有记录在案，不是谁嗓门大，厂子就归谁。
工商管理部门的底档上写得清清楚楚，阳光服装厂原本的确是家集体企业，但现在也确实归私人所有。
但不是这两天才变的，而是去年就变了。
南方讲话发表之后，国内工商业界开展了明确产权的行动。原本戴“红帽子”的一些私营业主，赶紧把厂子拿回头了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人浑水摸鱼，把正儿八经的集体企业变成私有的。
但这不在他们要说的范围内，暂且不提。
总而言之，阳光服装厂就是去年10月份完成的产权变更。
赵大嚷嚷得更厉害了：“咱们可能？去年我兄弟八月份走了以后就没再回家，又怎么可能10月份来改厂子的事？哎，你们不能帮着外国人欺负我们老百姓啊，你们这是崇洋媚外，卖国贼！”
工商所的人可不惯着他，眼睛一瞪：“瞎讲八道什么啊，人家郑秀芳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怎么就不能自己来办手续？”
原来最早登记办厂的时候，老赵家落的就是郑秀芳的名字。
至于说，这是因为老赵信任妻子，觉得两口子不分彼此，还是当时想要规避风险，一旦出事，方便自己随时脚底抹油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老估计赵应该没防着妻子。不然他也不能让她顺利完成企业产权变更手续。
这大概就是男人的诡谲之处了。
他嫖，他依然觉得妻子该忠实于自己，甚至没想过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。
真的，正常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逻辑。
王潇就见过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，他找鸡约炮，却认为自己是忠实于家庭的好男人。
理由是，他又没在外面养小家。
甚至于养了小三包了二奶，但没搞出私生子女的，都好意思大言不惭，自认君子端方。
真的，社会对女性，女性对自身热衷于道德审判；可反过来对男性，男性对自身，总是能够轻而易举达成和解。
从这方面来说，男性的社会生存能力普遍比较强。
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郑大却完全没办法接受。
毕竟搁谁身上，眼睛一眨，本以为是囊中之物的上千万的资产，没啦！
不疯才怪。
“不可能！”他喊的嗓子都劈了，“这好好的集体的厂子，说变成私人就变成私人的了？我怎么不晓得，里头还有我老婆哩！”
按道理来说，原始资料都拿出来了，官方的解释说明也该到此为止。
后面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，跟官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
但基层行政执法人员都明白一个道理，你不一次性把他给说服了，后面天晓得他会起什么幺蛾子。
所以哪怕他没道理，派出所的同志还是带领一行人，一一去找了当年登记注册集体企业的成员。
为啥不是直接把人叫到派出所呢？
哎呦喂，什么老爷啊！
现在天还没黑呢，当然得趁着天光在的时候，多干点活。
不然你以为他们一个月三百块钱的工资，是老板发善心吗？
饶是警察同志已经如此体贴民情了，工人们被从生产线上喊下来的时候，也老大不痛。
他们都是计件工资，多耽误一分钟，就少挣一分钟的钱。
奥维契金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，这就是他想要的工人啊。
在莫斯科，在俄罗斯，工厂的工人动不动就坐着喝茶聊天打牌。生产任务再急，他们也能当做没看见。
尤其上了年纪的工人，一个个想过舒坦日子还不肯好好干活。
伊万诺夫反驳他：“那是因为你找的工人不对。”
像他，在莫斯科郊区找到农民们和农民的孩子们，就没这么多事儿。
哎，回头得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看，那边过年准备的怎么样呢。
现在卢布都已经跌破500了，都给大家准备点年货，好歹安抚下大家的心。
对了，华夏商业街那边，也得好好关心关心。
大过年的呢，忙死了。
想到这里他又忍不住嫌弃地看了眼奥维契金，要不是这家伙没事找事，他们去于跑过来在这里浪费时间吗？
服装厂的工人也觉得警察是没事找事，成心耽误大家挣钱。
转让了咋滴啦？咋还不允许他们转让吗？本来就是人家出的钱。
为什么是转给郑秀芳，而不是赵元庆？
哎呦，人家两口子自己都不计较，外人掺和个什么劲？
现在郑秀芳转手卖给了老毛子，那也没啥呀。
工厂照样开工，新老板还给他们发了红包呢，一人一百块，刚好过年多置办点年货。
“你们家凤珍不也签字了吗？一千块钱也没少见她拿一分。”
赵大更加跳脚了：“狗日的，老子可没见到一分钱！”
外面走来个中年农妇，毫不客气地开口骂：“叫你见到了，狗日的晓得是拿到牌桌上喂狗，还是让你去养小寡妇了。”
赵大暴跳如雷，一巴掌扇过去：“你个臭娘们儿，你背着我干的好事！”
他老婆侧开脸，被扫到了额头，瞬间扑上去跟他撕扯：“赵大你个王八蛋，老娘跟你没完！”
得，两口子先打起来了。
其实赵大他老婆也不是站曾经的郑秀芳——
毕竟财帛动人心啊，别说1993年的上千万的资产了，就是物价上涨了不知道多少轮，华夏币实际贬值了不知道多少倍的30年后——
一千万也足够闹出人命了。
只是当初变更注册手续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赵二那个鳖孙，居然会这么快在莫斯科找-鸡，结果把自己变成活死人，又丢了命啊。
其实郑秀芳但凡软弱一点儿，哪怕工商注册上是她的名字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一个大家族想要吃掉一个女人，再简单不过了。
可人家豁得出去呀，宁可打骨折卖，都快刀斩乱麻，直接拿钱走人。
说实在的，服装厂的工人还是挺佩服她的。
人家又没丢下小孩不管。
送走了死鬼丈夫，又接着养老赵家的小孩。
一个女人做到这份上，完全对得起婆家了。
现在工人们挺感激她的当机立断的。
把厂子卖给老毛子，总比留给赵大那家伙强。
省的到时候他前脚拿到厂子，后脚直接卖给人家盖房子。
派出所的民警压根不管两口子打架。这种事情管不起，搞不好，到时候就会变成两口子男女混合双打，一并打他。
所以他只在旁边闲闲地看，随口搭话：“卖什么地呀，他家最多把厂子给卖了。还盖房子呢？谁家要房子不能自己盖呀。”
现在他们西水镇下属的村子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。
过来收货的客商，随便住在哪家都行，根本不需要盖什么房子。
“谁说的？”
女工一边忙着收拾手上的皮革，一边反驳，“我都说要盖房子吗，卖房子好发财吗？”
她眼睛看着县领导的方向，“囔囔囔，县城不是也要盖房子吗？”
县公安局的领导感觉这事儿已经完了，所以很有闲情逸致搭话：“那不是一回事。我们县城的职工是没有房子住，哪里比得上你们啊，一个个住楼房。”
说着，他抬脚往外面走。
不然留下来干嘛？看人家两口子打架吗？闲的他！
至于说劝架什么的，算了吧。
就这女同志的彪悍劲儿，指不定谁打趴下谁呢。
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回了派出所，刚好赶上吃饭的点。
所长立刻热情地邀请：“一块儿吃点吧，都是家常便饭。”
他这话倒挺实在的，因为派出所规模小，根本没有自己的食堂。
餐桌上摆着的，都是临时从饭店叫来的，四菜一汤，看着普普通通，主打分量足。大概是怕菜不够，桌子上还有一只酱鹅。
跟金宁不一样，本地虽然也做羽绒服，但养的主要是鹅，派出所院子里头还养了两只嘎嘎叫的大白鹅呢。
他们准备过年的时候杀。
伊万诺夫相当大方地贡献出了他一保温桶的杀猪菜，跟着一块上桌吃饭。
派出所的民警尝了一筷子依然冒着热气的杀猪菜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：“领导，我们县里有没有集资去海南炒地皮啊？我的妈呀，听说那个特别挣钱。比前面那个什么股票，都挣钱！转一道手就能翻一倍？”
在1992年正式提出市场经济之前，改革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事实上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，一不小心便真有牢狱之灾。
私营业主们为了规避风险，便会想方设法给自己批一层红皮。比如说，虽然自己出全资，但拉了一个集体班子，八九个人之类的，以集体企业的名义注册办厂。
这样能省却诸多政治经济上的麻烦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埋了雷。
摆在眼下奥维契金买厂这事儿，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来说，郑秀芳就没有资格把厂卖给任何人。
因为厂子是集体企业啊，你一个人不能代表工厂的。
王潇胸中瞬间燃烧起熊熊烈火。
律师呢？喵的！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吃干饭的吗？这么大的坑，你也能闭眼就让人往下跳。
你这律师从业资格是考的太简单，觉得无所谓，打算随时结束职业生涯了是吗？
被cue到的律师可不敢背这锅，立刻跳出来反驳：“胡说八道什么啊，手续是我从头盯到尾的，不是集体企业，就是私营的。”
赵大跳脚：“不可能！当初人还是我跟我兄弟一块儿找的呢。”
但企业产权的变更有记录在案，不是谁嗓门大，厂子就归谁。
工商管理部门的底档上写得清清楚楚，阳光服装厂原本的确是家集体企业，但现在也确实归私人所有。
但不是这两天才变的，而是去年就变了。
南方讲话发表之后，国内工商业界开展了明确产权的行动。原本戴“红帽子”的一些私营业主，赶紧把厂子拿回头了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人浑水摸鱼，把正儿八经的集体企业变成私有的。
但这不在他们要说的范围内，暂且不提。
总而言之，阳光服装厂就是去年10月份完成的产权变更。
赵大嚷嚷得更厉害了：“咱们可能？去年我兄弟八月份走了以后就没再回家，又怎么可能10月份来改厂子的事？哎，你们不能帮着外国人欺负我们老百姓啊，你们这是崇洋媚外，卖国贼！”
工商所的人可不惯着他，眼睛一瞪：“瞎讲八道什么啊，人家郑秀芳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怎么就不能自己来办手续？”
原来最早登记办厂的时候，老赵家落的就是郑秀芳的名字。
至于说，这是因为老赵信任妻子，觉得两口子不分彼此，还是当时想要规避风险，一旦出事，方便自己随时脚底抹油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老估计赵应该没防着妻子。不然他也不能让她顺利完成企业产权变更手续。
这大概就是男人的诡谲之处了。
他嫖，他依然觉得妻子该忠实于自己，甚至没想过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。
真的，正常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逻辑。
王潇就见过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，他找鸡约炮，却认为自己是忠实于家庭的好男人。
理由是，他又没在外面养小家。
甚至于养了小三包了二奶，但没搞出私生子女的，都好意思大言不惭，自认君子端方。
真的，社会对女性，女性对自身热衷于道德审判；可反过来对男性，男性对自身，总是能够轻而易举达成和解。
从这方面来说，男性的社会生存能力普遍比较强。
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郑大却完全没办法接受。
毕竟搁谁身上，眼睛一眨，本以为是囊中之物的上千万的资产，没啦！
不疯才怪。
“不可能！”他喊的嗓子都劈了，“这好好的集体的厂子，说变成私人就变成私人的了？我怎么不晓得，里头还有我老婆哩！”
按道理来说，原始资料都拿出来了，官方的解释说明也该到此为止。
后面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，跟官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
但基层行政执法人员都明白一个道理，你不一次性把他给说服了，后面天晓得他会起什么幺蛾子。
所以哪怕他没道理，派出所的同志还是带领一行人，一一去找了当年登记注册集体企业的成员。
为啥不是直接把人叫到派出所呢？
哎呦喂，什么老爷啊！
现在天还没黑呢，当然得趁着天光在的时候，多干点活。
不然你以为他们一个月三百块钱的工资，是老板发善心吗？
饶是警察同志已经如此体贴民情了，工人们被从生产线上喊下来的时候，也老大不痛。
他们都是计件工资，多耽误一分钟，就少挣一分钟的钱。
奥维契金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，这就是他想要的工人啊。
在莫斯科，在俄罗斯，工厂的工人动不动就坐着喝茶聊天打牌。生产任务再急，他们也能当做没看见。
尤其上了年纪的工人，一个个想过舒坦日子还不肯好好干活。
伊万诺夫反驳他：“那是因为你找的工人不对。”
像他，在莫斯科郊区找到农民们和农民的孩子们，就没这么多事儿。
哎，回头得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看，那边过年准备的怎么样呢。
现在卢布都已经跌破500了，都给大家准备点年货，好歹安抚下大家的心。
对了，华夏商业街那边，也得好好关心关心。
大过年的呢，忙死了。
想到这里他又忍不住嫌弃地看了眼奥维契金，要不是这家伙没事找事，他们去于跑过来在这里浪费时间吗？
服装厂的工人也觉得警察是没事找事，成心耽误大家挣钱。
转让了咋滴啦？咋还不允许他们转让吗？本来就是人家出的钱。
为什么是转给郑秀芳，而不是赵元庆？
哎呦，人家两口子自己都不计较，外人掺和个什么劲？
现在郑秀芳转手卖给了老毛子，那也没啥呀。
工厂照样开工，新老板还给他们发了红包呢，一人一百块，刚好过年多置办点年货。
“你们家凤珍不也签字了吗？一千块钱也没少见她拿一分。”
赵大更加跳脚了：“狗日的，老子可没见到一分钱！”
外面走来个中年农妇，毫不客气地开口骂：“叫你见到了，狗日的晓得是拿到牌桌上喂狗，还是让你去养小寡妇了。”
赵大暴跳如雷，一巴掌扇过去：“你个臭娘们儿，你背着我干的好事！”
他老婆侧开脸，被扫到了额头，瞬间扑上去跟他撕扯：“赵大你个王八蛋，老娘跟你没完！”
得，两口子先打起来了。
其实赵大他老婆也不是站曾经的郑秀芳——
毕竟财帛动人心啊，别说1993年的上千万的资产了，就是物价上涨了不知道多少轮，华夏币实际贬值了不知道多少倍的30年后——
一千万也足够闹出人命了。
只是当初变更注册手续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赵二那个鳖孙，居然会这么快在莫斯科找-鸡，结果把自己变成活死人，又丢了命啊。
其实郑秀芳但凡软弱一点儿，哪怕工商注册上是她的名字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一个大家族想要吃掉一个女人，再简单不过了。
可人家豁得出去呀，宁可打骨折卖，都快刀斩乱麻，直接拿钱走人。
说实在的，服装厂的工人还是挺佩服她的。
人家又没丢下小孩不管。
送走了死鬼丈夫，又接着养老赵家的小孩。
一个女人做到这份上，完全对得起婆家了。
现在工人们挺感激她的当机立断的。
把厂子卖给老毛子，总比留给赵大那家伙强。
省的到时候他前脚拿到厂子，后脚直接卖给人家盖房子。
派出所的民警压根不管两口子打架。这种事情管不起，搞不好，到时候就会变成两口子男女混合双打，一并打他。
所以他只在旁边闲闲地看，随口搭话：“卖什么地呀，他家最多把厂子给卖了。还盖房子呢？谁家要房子不能自己盖呀。”
现在他们西水镇下属的村子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。
过来收货的客商，随便住在哪家都行，根本不需要盖什么房子。
“谁说的？”
女工一边忙着收拾手上的皮革，一边反驳，“我都说要盖房子吗，卖房子好发财吗？”
她眼睛看着县领导的方向，“囔囔囔，县城不是也要盖房子吗？”
县公安局的领导感觉这事儿已经完了，所以很有闲情逸致搭话：“那不是一回事。我们县城的职工是没有房子住，哪里比得上你们啊，一个个住楼房。”
说着，他抬脚往外面走。
不然留下来干嘛？看人家两口子打架吗？闲的他！
至于说劝架什么的，算了吧。
就这女同志的彪悍劲儿，指不定谁打趴下谁呢。
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回了派出所，刚好赶上吃饭的点。
所长立刻热情地邀请：“一块儿吃点吧，都是家常便饭。”
他这话倒挺实在的，因为派出所规模小，根本没有自己的食堂。
餐桌上摆着的，都是临时从饭店叫来的，四菜一汤，看着普普通通，主打分量足。大概是怕菜不够，桌子上还有一只酱鹅。
跟金宁不一样，本地虽然也做羽绒服，但养的主要是鹅，派出所院子里头还养了两只嘎嘎叫的大白鹅呢。
他们准备过年的时候杀。
伊万诺夫相当大方地贡献出了他一保温桶的杀猪菜，跟着一块上桌吃饭。
派出所的民警尝了一筷子依然冒着热气的杀猪菜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：“领导，我们县里有没有集资去海南炒地皮啊？我的妈呀，听说那个特别挣钱。比前面那个什么股票，都挣钱！转一道手就能翻一倍？”